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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套路与表意的真诚

更新时间:2018-4-29 12:43:00  浏览量:1109  手机版

  自2007年开始,《杜拉拉升职记》《浮沉》《圈子圈套》等一批反映当代职场生活的小说相继问世,并引发了职场、商战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潮。如今十年已过,修仙、玄幻、穿越等类型层出不穷,职场也好,商战也罢,似乎都已成明日黄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盛行的职场、商战题材已然失去价值。一方面,此类小说直击现实,对众多职场中奋斗、商海中浮沉的所谓白领阶层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文学作品,其中的叙事模式、人物形象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崔曼莉的《浮沉》以国企改制和资本运作为背景,覆盖了职场的各个层次,同时又有女主人公乔莉的成长贯穿始终。在此,笔者试图结合同题材的小说和作家自身的创作,借助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浮沉》的文本价值进行重点考量。

  一、从“琉璃”到“浮沉”——叙事策略的异中见同

  就创作时间而言,崔曼莉在《琉璃时代》三稿和四稿的间隙创作了《浮沉》,这是《浮沉》与《琉璃时代》最直接的联系(尽管《浮沉》的创作时间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偶然)。但是对《浮沉》的研究显然不能止步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读者亦有权追问:除创作时间外,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更深层的一致性。要真正破解这一问题,不妨将《浮沉》《琉璃时代》的叙事结构进行详细剖析,在叙事学层面上对二者的关联进行学理探讨。

  崔曼莉自陈,小说《浮沉》创作的初衷,是勾勒一幅中国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①,从中可见作者的创作自信与野心。对故事时间进行考察,《浮沉》发生于2007年9月,止于2008年春节,严格说来只有半年。这半年的光阴流转,是一周紧接着一周:“上周五晚上”“周四的下午两点”“又到了周一,时间过得比流水还快”……诸如此类的表达在《浮沉》中几乎章章可见,甚或有时连“周”的概念都模糊了,只剩下“第二天一早”“第二天晚上”这样的泛指。这是典型的现代化的时间观念,同样的“第二天”,对应各人不同的日程安排。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浮沉》在共时性的前提下截取社会的横断面,包括外企、国企、政府,上至总裁下至前台,这方方面面巨细无遗的广度也确实可以称为中国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这幅“清明上河图”一开,女主人公乔莉就在眼前:《浮沉》以她的失眠始,以华丽的晚餐终。乔莉虽是主人公,但在整个大局中地位最低,这是以“小我”引出“大我”。那华丽的晚餐却是真正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王贵林这条“胖头鱼”也才算浮出水面。《琉璃时代》的安排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民国侠士与刺客的杨练最先出场,第一个情节是杨练出手杀人,够得上惊心动魄,却也只是整部小说的枝蔓。但《浮沉2》并不具备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它以华丽的晚餐始,以陆帆的车祸终,由热闹的场面回归到个人生活,也即从“大我”回归到“小我”。从《浮沉》到《浮沉2》,首尾贯通地看,倒也真应了引言中那句“沉沉浮浮,浮浮沉沉”。

  以上是通过分析结构获得的最显而易见的结论,也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切入点。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则是《浮沉》与《琉璃时代》颇为相似的人物关系设计,具体表现为多个男性作为良师益友,环绕在女主人公身边,“传道受业解惑”。这些男性各有所长,彼此不可替代。或者毋宁说,他们的不可替代正反映了女主人公各方面的成长需要。借用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所概括的行动范畴,乔莉也好、凤仪也罢,是“英雄或受害者”,而身边的男性则是“施惠者”。

  乔莉的身边,有父亲老乔从工作到生活的谆谆教导,父女之间的血缘亲情自不必说。此外,前任总裁程轶群对她赏识提拔:“程轶群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像一个长辈关心晚辈般地说道”②;王贵林招待她在家吃面,并“亲自把她送到门口,态度十分亲切,就像一个长辈对待自己的晚辈”③;欧阳贵暗中帮助她处理性骚扰,耐心解释晶通改制:“在欧阳贵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是一个可用之才。”④这种“长辈对晚辈”似的感觉颇为微妙,它绝对摈除了男女之情,又不完全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

  在这些长辈之外,陆帆对乔莉悉心培养,告诉她“卖软件和卖冰棍的区别”;狄云海不经意间会有重要提醒;刘明达则频频献殷勤;连网络空间都有一个“树袋大熊”可以进行默契的交流,并且“树袋大熊”恰巧又与晶通电子的改制相关。这些男性都是乔莉可以考虑的婚恋对象,而乔莉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是暧昧不明的,偶尔会互生好感,但又永远在克制。

  无独有偶,《琉璃时代》中的凤仪也有数位男性环绕身边。只是凤仪的情感指向明确,从始至终都是袁子欣。而在袁子欣之外,也依然存在着一批“施惠者”:外公汪静生让十岁之前的凤仪生活无忧;生父方谦胸怀天下,为革命奔走呼号,尽管不能常在凤仪身边,他的教导却伴随了凤仪一生;何况除了生父还有义父,邵元任给予凤仪的何止是元泰的经营权;武艺超群的义兄杨练更是凤仪年幼时的守护神。

  《浮沉》和《琉璃时代》尽管一在现代、一在民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但它们的叙事模式是相似的,称之为“套路”亦未尝不可。“类型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套路,所谓‘程式化’就是为了保障其最优化地实现娱乐化功能的快感机制。”⑤虽则似曾相识,但读者依然乐此不疲,这正是套路的魅力所在。《浮沉》和《琉璃时代》的套路倒与类型无涉,而是由崔曼莉建构的套路,亦可看作她平衡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努力。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套路中,容貌已不再是乔莉吸引关注的关键。乔莉固然漂亮,但漂亮也几乎是《浮沉》中所有职场女性的“通病”,瑞贝卡、翠西、秦虹、車雅尼,甚至琳达无一不漂亮。《琉璃时代》中杨杏礼名门淑媛与电影明星集于一身的风采更远非凤仪能及。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主角光环与容貌关系并不大,与今天看脸的风尚大异其趣。这说明,《浮沉》的文本价值并不仅仅在套路本身,而是依托这一套路进一步探讨女性成长的重要命题。

  二、非关乱世,毕竟佳人——探寻乔莉的成长道路

  在《浮沉2》第18章有这样一句话:“成长之痛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就像蚕要破蛹、蛹要化蝶。”⑥这是乔莉成长过程的真实写照。其中的“痛”字分外扎眼,那么乔莉的“痛”从何而来呢?

  这“痛”的根源在于男权秩序的根深蒂固,无论家庭还是职场都未能幸免。乔莉的家庭是无数普通中国家庭的缩影,其种种情状实在可以用《常回家看看》来概括。每当晶通电子遭遇困境,乔莉总要与父亲通话交流,母亲偶尔会在电话中催促个人问题(即歌词中的“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作为紧张之余渗入的一丝温暖,倒也其乐融融。只是《常回家看看》的背后本就带有性别歧视色彩:妈妈负责“刷刷筷子洗洗碗”,爸爸却享受着“捶捶后背揉揉肩”;“工作的事情”要“向爸爸谈谈”,而妈妈只能处理“生活的烦恼”和准备“一些唠叨”……延续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格局似乎从未改变,并且形诸一种中国式男女平等,作为集体无意识流传至今。于是,中学时代的乔莉放弃减肥也好,努力提高成绩也罢,都是因了父亲老乔的开导。对于这些乔莉成长中的重要时刻,乔妈妈鲜有参与。这就是乔莉的生活环境:一个男权(父权)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或者毋宁说,她的成长资源从一开始就来自于男性。

  通过对《浮沉》叙事模式的详细分析不难看出,乔莉从家庭步入职场,也无非是空间变换,男权话语不但没有隐匿反而更为强势。身份即原罪,对“女销售”的偏见更是常见:“前台、秘书,谁知道怎么进的销售部”,连陆帆这样一位“当机立断、人品端正”的外企高管尚不能免俗,更不要说刘明达屡劝乔莉换工作了。当所有的偏见都被詹德明以轻松自然的方式概括成“女人要打扮”“嫁人要趁早”等信条时,可以想见乔莉的惊讶。由此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场。

  对乔莉而言,琳达为她提供了一个“女销售”职业生涯的范本:“10年前的她也是从乔莉的境遇中一步一步走上来的。”⑦只是她们都不可避免地身处这一舆论场中,何况大多数身在其中的职业女性并未如乔莉般据理力争。反观所谓的职业女性,她们之间更多的是没完没了的斤斤计较、勾心斗角,瑞贝卡式的嫉妒、翠西式的精于算计、琳达式的女强人、车雅尼式的难缠……她们忽而好忽而恼的关系是常态,所以根本没有哪个职场佳人肯为乔莉指点一二。

  女性的缺席与畸变在《琉璃时代》中或许体现得更为明显。凤仪自幼丧母,她的家庭教育从开始就是母爱缺失的,这比乔莉更甚。十岁突遭家变,外公汪静生过世,凤仪彻底年少失怙。此时一干三姑六婆充分发挥了效力,“裹脚”便是凤仪与周遭女性第一次交锋。当凤仪终于得机离家出走,她与社会的第一次接触竟是自投罗网到人贩子门前,重点在于,不仅人贩子是女性,连带与凤仪同龄的童拐如玉也是女孩……凡此种种,均出现在《琉璃时代》第一章,就全书而言所占篇幅微末,但少时凤仪的悲惨经历也全集于此,这悲惨的始作俑者又都是女性。一直到凤仪千辛万苦投奔义父邵元任,邵元任安排表妹刘雅贞照顾她,这勉强算作对母爱的补充:“凤仪自出生以来,还没有品尝过如此温柔的女性关怀。”⑧但给予她关怀的雅贞姑姑是三寸金莲、三从四德加身的标准旧式女子,貌美温柔甚而略带忧郁。于她自身而言,她牺牲了生命也未能与邵元任结合——连自己的爱情都做不了主,又如何能左右凤仪的成长呢?她对凤仪的实质影响只在绘画方面,但凤仪终究学习了西洋画,在画风上也并未沿着刘雅贞的路子走。据此可见,凡凤仪所遇年长之女性,或封建,或邪恶,唯一圣洁的雅贞姑姑则死于非命,这进一步证明了乱世中女性的成长无法依靠女性引导者来实现,唯有男性真正有能力为凤仪的成长奠定基础。

  崔曼莉在《琉璃时代》中写道:“有些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交于他人,甚至一个时代”。在《浮沉2》的自序中她表示“这也是《浮沉》中强调的精神”。显然,崔曼莉(作者)意图将乔莉塑造成独立自强的职业女性。但部分网友(读者)表示他们不喜欢乔莉,这多少也与她的情感指向不明(所谓“不解风情”)有关。⑨单纯从文本考虑,乔莉的成长很大程度上遭遇了男权话语的介入。也就是说,《浮沉》在作者、读者和文本本身三个层面并不一致:明明是有意张扬女性的独立,却依旧跳不脱男权传统的藩篱。当然,“男性帮助女性成长”的套路已在《青春之歌》中用革命加恋爱包装到了极致,其中男性对女性的引导全部都要借助爱情的形式实现。但整部《浮沉》(包括《浮沉2》)中的乔莉都是爱情缺席的状态,男性无法再通过爱情操纵女性的成长,这反映了新的时代症候,亦是《浮沉》超越套路的真诚。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有了众多男性的“帮助”,乔莉的成长也并未顺遂到一步登天,反而依然显得举步维艰,困惑始终伴随。喬莉初涉晶通电子时自作聪明、缺乏团队意识,一方面透着职场新人的稚嫩,另一方面又敏锐细腻、独立自强,在她没有找到二者的平衡点时,她会犯错误、会有困惑,这都属正常。随着晶通电子改制的深入,她知道了卖软件与卖冰棍的区别,也完整参与了卖软件的四个层次。到七亿合同顺利签单,仅从“卖东西”的层面看她已经成功了。这时她的困惑和痛苦显得不合时宜,“她在种种矛盾、迷惑、痛楚中沉淀。她想找到什么?她自己都不知道。但如果找不到那个东西,她一步也行动不了。……她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经不是一番话、或者谁来指点一下迷津就可以解决的。”⑩可见,乔莉在职场中的成功远非成长的终点。

  《浮沉》中乔莉的困惑固然无人可解,但抛出一个无解之惑,难道不是最大的真诚吗?佳人当道的时代,自然对佳人的成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佳人也自然要面对更多困惑。这困惑既在职场,又在职场之外。那么职场中的成长就是一步一步走向困境吗?职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三、跳出游戏,超越职场——人文关怀与文化反思

  翻开《杜拉拉升职记》《浮沉》《圈子圈套》《输赢》这些职场小说,一张张人物关系表中姓名和职务一清二楚,似有“升级”的压力扑面而来,何况《浮沉》还张着国企改制的大网笼住了所有人。《浮沉2》中,詹德明劝乔莉:“职场是男人的游戏,女人最好不要介入太深,如果你想介入,你就要承担得起。”这句话既强调了性别,又强调了“游戏”。关于女性在男权中心主义笼罩下的成长已如前所述,而“职场”与“游戏”的关联也早在崔曼莉的中篇小说《求职游戏》中即有显现。

  《求职游戏》通过一个一事无成的中年男性(张凯)在成功男性(邓朝辉)的引导下求职成功的故事,探讨了如何进入职场这一命题。《浮沉》探讨的则是求职成功后如何继续在职场中奋斗、商海中浮沉的命题。在题材上,《求职游戏》有如《浮沉》的前传。有评论指出,《求职游戏》反映了“80后”三十不立的社会现象,当然,这是其意义之一,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不然何以解释小说中反复强调的“游戏”?正是“游戏”的存在反而将严肃的社会问题消解了,其重点在于“游戏”而非“职场”。游戲兼具娱乐性与竞技性,讲规则是必须,对规则的极其熟稔即可形诸技巧套路——所以这依然关乎“套路与真诚”。《求职游戏》安排了一个求职成功的大团圆结尾:“如此美好,不可复制”,表明求职确实可称为一场游戏。

  在《浮沉》中,乔莉时常将下棋的思维带入职场,下棋便是游戏(这实在容易让人联想到口碑、收视极佳的韩国电视剧《未生》,因为它同样关乎下棋与职场),因此“游戏”是《浮沉》与《求职游戏》兼具的内核。争夺七个亿的过程是不停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作为游戏双方的赛思中国与SK都要控制游戏节奏,不仅比快,还要比慢:游戏开始时SK先发制人,赛思中国则因内部变动落后一步;赛思中国借助海南、石家庄的会议迎头猛追,利用BTT拖住SK,双方相持不下;直到于志德开口要钱,SK因为快了一步而遭受损失,赛思中国才略占上风。游戏的第一回合到此为止。王贵林请赛思中国与SK同桌吃饭,游戏又进入第二回合,也意味着赛思中国与SK比分清零,重新开始。在快与慢、张与驰的游戏节奏更替中,形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

  然而把控游戏节奏殊非易事,这快与慢速度之争的背后有更为深厚宽广的文化因素介入。“员工们都是受各种文化影响长大的人,每个人的思维惯性与做事方式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唯一相同的,是对这个企业管理模式的服从,以及按照企业的工作流程工作。”可见,除了对游戏规则的服膺,职场亦是一个在文化上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地方。

  诚然,在快节奏的大都市,焦虑掩盖了一切,陷在一天又一天的时间循环中,“文化”是奢侈的存在,对文化的思考自然也成了《浮沉》中极易被忽略的一脉。但这说明,作者的眼光和思路并非为职场而职场,《浮沉》的内涵是在文化反思中得到扩展和深化的。狄云海、陆帆、欧阳贵、何乘风彼此之间难道完全没有冲突吗?任何读者都可以想见黑社会和海归之间的差距。在总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他们的冲突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永远和而不同,才能维持着彼此间微妙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个人的浮或沉本就受到文化的制约,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能通过文化找到依据。这是《浮沉》所表现出来的超越职场的意义,亦是其从同题材小说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职场小说所要表现的对象是职场,却又偏偏要超越职场。既然职场与游戏场有相通性,那么深陷职场就如同沉迷游戏一样会成瘾。狄云海、陆帆、欧阳贵、何乘风……比乔莉职位高得多,是许多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他们更是游戏成瘾者,各有各的烦恼。他们“说一个美好的故事”,积极营造更理想的未来;他们却也有不为人知的并不美好的过去,以八卦形式在职场中永久流传。因此,一味地升职加薪并不能代表成功,这是游戏成瘾者的困境。从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小说《卡卡的信仰》开始,崔曼莉就从未停止过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这也正是她的中短篇和长篇一脉相承之处。无论是《卡卡的信仰》中少男少女的情感挣扎,还是《房间》中在身体与心灵的互相折磨中愈陷愈深的残疾少女,甚至是《杀鸭记》中“我”为捍卫宁静的极端暴力之举……凡此种种甚至比“围城”更臻绝境。

  遗憾的是,电视剧《浮沉》作为IP改编的较早案例,并未如漫画改编的《未生》那样,既有纤毫毕现的工作细节又有温馨惬意的家庭生活,让观众看到了光鲜与艰难并存的当代白领阶层。相反,电视剧《浮沉》抽空了原作丰富的层次,只剩下乔莉无比光明的结局:她成为了销售总监,与王贵林结合,事业爱情双丰收。情节既已稀薄如此,剧中的“职场”也已沦为乔莉无厘头爱情的点缀,而并非崔曼莉有意揭示的生存空间。这自然也就背离了小说《浮沉》的指归:过程重于结果,即使成功也远非成长的终点。

  结语

  “回顾中国IT业二十年,沉沉浮浮、浮浮沉沉,中国外企与中国外企人才伴随着时代的脚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浮沉》将这些“变化”巨细无遗地呈现出来,其中既有与《琉璃时代》相似的套路,又借助这一套路对职场女性的成长做了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有职场中人都要面对的无解之惑。职场是一个如游戏场般的存在,但游戏之上还有形而上的文化层面,从而构成了对职场本身的超越。因此,《浮沉》是职场商战题材类小说的集大成者,它集合了所有的套路,也最大程度上奉献了真诚。

  以上便是对《浮沉》的分析。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浮沉》中的叙事套路、商战思维,以及它最初在“天涯社区”上引发的轰动,都说明了它网络小说的性质。但同时,它更是一位长期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玩票”的成果。这种特殊性自然为《浮沉》的解读带来了难度。在此,笔者之所以在分析过程中引入结构主义叙事学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正是为了更好地探求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异同。

  注释:

  ①刘颋,行超:《崔曼莉:〈浮沉〉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文艺报》,2012年8月10日第2版。

  ②③④⑦崔曼莉:《浮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第63页,第257页,第10页,第48页,第1页。

  ⑤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⑥⑩崔曼莉:《浮沉2》,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第301页,第203页。

  ⑧崔曼莉:《琉璃时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⑨金璐,岛石:《崔曼莉:职场小说不算文学吗?》,《中国图商报》,2008年7月1日第A02版。

  ⑩陈建军:《在游戏中求职——读崔曼莉小说〈求职游戏〉》,《文学报》,2013年12月1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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